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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紀要及理解適用太重要了:《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發布者:南通律師網   發布時間:2018-8-27   點擊量:540

這個紀要及理解適用太重要了:《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天津二中院 2018-08-14 14:51:32

作者:郭清國(最高人民法院)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2004第4輯總第39輯

轉自:悄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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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理解與適用

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案件大要案多,社會影響大,處理過程中涉及的專業性和政策性較強,審判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級法院在司法實踐中也不斷遇到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迫切要求加強審判業務指導。2002年6月4日至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重慶市召開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的資深刑事法官參加的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與會代表緊密結合刑法規定和審判實踐,對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范圍,“從事公務”、“委派”、“受委托”、“個人貪污數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等刑法術語的含義,以及貪污罪未遂、共同受賄、挪用公款轉化為貪污、玩忽職守犯罪的追訴時效等法律適用方面的疑難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討,并在許多方面達成了共識。會后,最高人民法院又組織部分法律院校的刑法專家、學者進行了進一步的論證,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大黨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意見,最終形成了《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于2003年11月13日以“法[2003]167號”文件的形式下發各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和新疆高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供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案件過程中參照執行。

一、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問題

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刑法第93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根據該條的規定,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應當同時具備以下兩個特征:一是從事公務;二是具有一定的身份或者資格。具體包括三種情況:在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或者受國有單位委派從事公務,或者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

(一)關于從事公務

根據刑法第93條的規定,“從事公務”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刑法沒有明確“從事公務”的含義,理論上也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如何認定國家工作人員,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由于公務內容、范圍的廣泛性,如在國家機構從事公務通常表現為對國家資產的監督、經營、管理。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在生產、生活中的應用,公務在形式上也表現為多種多樣,很難將其與勞務截然分開,《紀要》沒有對公務的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僅明確“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管理、監督等職責”,強調“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并將“那些不具備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如售貨員、收銀員、售票員等所從事的工作”,從公務中予以排除。

(二)關于國家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根據刑法第93條的規定,在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在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鑒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明確“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以外,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紀要》沒有對在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從事公務人員的范圍作出進一步的規定,而是重點明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問題。

根據憲法第三章的規定,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都是我國的國家機構,在這些國家機構從事公務的人員當然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此,《紀要》首先明確:“刑法中所稱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司法實踐中,對于這部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應當等同于憲法意義上的國家機構工作人員,特別是在近年來的機構改革中,有一部分非憲法意義上的國家機構或者國家機構中的一些非正式在編人員實際上履行了部分國家管理職權,如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不是憲法意義上的國家機構,但根據2003年4月2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履行原由中國人民銀行履行的監督管理職責的決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履行對銀行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職責。再如,各級人民法院的聘用制書記員,實際上也履行了部分國家司法權,等等。對于這類在形式上未列入國家機關編制,實際行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力或者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人員,能否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在認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時,其范圍如何掌握,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

《紀要》根據200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黨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明確:“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踐中,對于這部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應把握以下三點:一是行為人是否有行使國家管理職權。需要注意的是,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或者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組織本身不是國家機關,在這些組織中的工作人員不是當然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只有在代表國家行使管理職權,并且有瀆職行為,需要追究行為人的瀆職犯罪行為時,才適用刑法關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條款。二是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是否有法律、法規的規定,或者國家機關的授權、委托。三是行為人所在的組織的性質不影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不能完全看身份,即不能看他是不是過去所說的干部,也不能看所在的單位是行政編制、機關,還是事業單位,即不能看個人的身份,也不能看單位的身份。

此外,考慮到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并且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在我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協實際履行著國家管理職能,但并非所有的黨組織和政協機關履行了國家管理職能,《紀要》還明確:“在鄉(鎮)以上中國共產黨機關、人民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司法實踐中也應當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里的“鄉(鎮)以上”,是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全國政協,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區)、鄉(鎮)黨委和政協,而不包括基層黨支部,也不包括公司、企業等單位中的黨組織。

(三)關于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

根據刑法第93條的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紀要》重點明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委派的形式,二是委派后所從事的工作。

實踐中,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主要是指在國有控股或者參股的有限(責任)公司、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中對國有資產負有監督、管理等職責的人員,通常為董事長、副董事長、總經理、董事、監事、財務負責人等。但這些人員一般不能直接由國有單位正式行文任命產生,如根據公司法的規定的辦法產生,總經理、副總經理和財務負責人均由董事會聘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副董事長由董事會以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選舉產生,總經理、副總經理和財務負責人均由董事會聘任;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監事,應當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則規定,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由合營各方協商確定或者由董事會選舉產生,總經理、副總經理、總會計師等由董事會任命。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機構,依照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的規定,則應根據合作企業合同或者章程的規定產生。考慮到“推薦”和“提名”通常是國有單位行使人事權的實質性行為,被國有單位推薦或者提名的人一旦在非國有單位擔任相應的職務,即獲得了代表國有單位對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職責,不能因為須經過股東大會選舉或者董事會聘任程序而否認國有單位委派的性質。因此,《紀要》明確:“所謂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種多樣,如任命指派、提名、批準等。不論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事業單位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行使管理職權,都可以認定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具體認定是否屬于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時,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把握:一是委派不問來源,不論行為人在受委派以前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也不論行為人是委派單位或者接受委派單位的原有職工,還是為了委派而臨時從社會上招聘的人員(如農民),都能成為國有單位委派人員。二是委派的形式多種多樣,即可以是事前、事中的提名、推薦、指派、任命,也可以是事后的認可、同意、批準等,但應當注意的是,單純的事后備案行為不屬于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三是受委派后必須代表國有單位在非國有單位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

《紀要》還針對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的特殊情況明確:“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除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外,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對此,應當把握以下兩:一是國有公司、企業改制后,不能因行為人在改制前的國有公司、企業中從事公務,而認定其為國家工作人員;二是國有公司、企業改制后,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員,應當認定為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

(四)關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即不屬于國有單位工作人員,也不是受國有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但行使了國家管理職能,如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持代表證就地進行視察,并向本級或者下級有關國家機關負責人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的農民人大代表;在法院擔任職務的人民陪審員;“協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機構做好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公共衛生、計劃生育、優撫救濟、青少年教育等項工作”的城市居民委員會成員等。根據刑法第93條的規定,這類人員在行使國家管理職權時實施與其職責有關的犯罪行為時,應當適用刑法關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規定。《紀要》明確了“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的兩個特征:一是在特定條件下行使國家管理職能。二是行使國家管理職能要有法律依據,即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應當注意的是,“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是一種兜底性規定,其是固定不變的,而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斷發展變化。在現階段,“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主要有下列四種:一是履行職責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二是依法履行職責的各級人民政協委員;三是履行審判職責的人民陪審員;四是協助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農村和城市基層組織人員。

二、貪污犯罪案件中的法律適用問題

(一)關于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界定

貪污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存在著未遂形態,但對于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區分問題,有不同的認識,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以行為人是否實際取得公共財物作為區分貪污既遂與未遂的標準;二是以財物所有人或者持有人是否失去對公共財物的控制作為區分貪污既遂與未遂的標準;三是以行為人是否取得對財物的控制權作為區分貪污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四是財物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并被行為人所實際控制,才能認定為貪污既遂。鑒于行為人實際控制財物與財物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失去對公共財物的控制、行為人實際取得財物之間往往存在時間差,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非法手段平賬后,將錢款從單位賬戶轉至他人的賬戶中,在行為人還沒有來得及將錢款取出前便案發,此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還沒有實際取得公共財物,但并不影響貪污既遂的認定;而財物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并不等于行為人已實際取得或者控制了該財物,如國家工作人員明知有一筆單位應收款即將到賬,便采用非法手段平賬,致使在單位的財務賬目中已不能反映該筆應收款,但在付款方還沒有付款前便案發,此種情況下,單位已失去對財物的控制,由于行為人還沒有取得對該筆應收款的實際控制權,應當認定為貪污未遂。因此,《紀要》明確:“應當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作為區分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

(二)關于“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認定

刑法為了加強對國有財產的保護而在第382條第2款特別規定:“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國有財物的,以貪污論。”應該說明的是,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也不能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因此,只能成為貪污犯罪的主體,不能成為受賄、挪用公款等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主體。在形式上,無論是在受托前還是受托后,受托人與委托單位之間都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對于國有單位中非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即使是合同工,一旦在國有單位內部承擔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職責,則應當直接認定為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而不是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如其被國有單位聘用后指派到非國有單位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在實質上,受托人行使了管理、經營國有資產的職責。這里的“管理國有資產”,是一種具有公共事務性質的活動,不僅僅意味著對國有資產進行保管,通常還意味著受托人對國有財產具有一定的處分權。所謂管理,是指具有監守或者保管公共財物的職權。經營者在經營期間通常同時行使管理職權,對公共財物具有處置權。所謂經營,是指將公共財物投放市場并作為資本使其增值的商業活動,或者利用公共財物從事營利性活動。雖然管理、經營國有財產也是從事公務的具體表現,由于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并不屬于受托單位的工作人員,因此,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因此,《紀要》進一步明確“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是指因承包、租賃、臨時聘用等管理、經營國有財產”。

(三)關于共同貪污犯罪中“個人貪污數額”問題

“個人貪污數額”作為對貪污罪的定罪處刑標準,首先出現在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第2條中,并被1997年刑法所沿用。《補充規定》第2條第2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貪污的,按照個人所得數額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別處罰。對貪污集團的首先要分子,按照集團貪污的數額處罰;對其他共同貪污罪中的主犯,情節嚴重的,按照共同貪污的總數額處罰。”也就是說,在共同貪污犯罪中,只有首犯和主犯應對貪污總數額承擔刑事責任,從犯僅對個人所得數額承擔刑事責任。1997年刑法刪除了《補充規定》第2條第2款的規定,在總則部分規定了對主犯的處罰原則,即“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對于第3款規定以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沒有規定對從犯如何處理。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從犯“個人貪污數額”的認定,有的為了避免對從犯量刑失重,仍按照《補充規定》確定的原則,以個人所得數額確定刑事責任;有的則按照個人參與的貪污總數額,確定從犯的刑事責任。為了統一刑法的適用,《紀要》根據共同犯罪的行為人應當對其共同實施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刑法規定和刑法理論明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個人貪污數額’,在共同貪污犯罪案件中應理解為個人參與或組織、指揮共同貪污的數額,不能只按個人分得的貪污贓款數額來認定。”即共同貪污犯罪的組織、指揮者的“個人貪污數額”是其組織、指揮共同貪污的貪污總數額,其他主犯和從犯的“個人貪污數額”按照其參與數額認定。鑒于從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為避免按照個人參與數額確定刑事責任導致量刑明顯過重的情形,《紀要》進一步明確:“對共同貪污犯罪中的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貪污的數額確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四)同一單位中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共同非法占有單位財物行為的犯罪性質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難以區分主從犯的情形,對此應如何確定罪名,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應以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分別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應將職務高的認定為主犯,在職務相同時,將與被占有財物聯系更密切的人認定為主犯,在職務相同時,將與被占有財物聯系更密切的人認定為主犯,然后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應統一定貪污罪。

從理論上講,既然是難以區分主、從犯,通常意味著各共同貪污犯罪的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當,不能簡單地將職務高的或者與被占有財物聯系更密切的人認定為主犯,而分別定罪又可能由于定罪量刑標準的不同出現處罰不公平的情況,也不符合刑法第382條第3款規定的與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貪污共犯論處的規定。這種情況實際屬于刑法理論上的想像競合犯,即一方面,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單位財物成為職務侵占罪的共犯;另一方面,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成為貪污罪的共犯。因此《紀要》明確:“對于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有的,應當盡量區分主從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如果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當,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可以貪污罪定罪處罰。”也就是說,應當按照想象競合犯的法律適用原則“擇一重處”。

三、受賄犯罪案件中的法律適用問題

(一)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受賄犯罪的必要構成要件,也是受賄罪被稱為職務犯罪的原因。在受賄罪的刑法規定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常與“為他人謀取利益”相聯系,但行為人為他人謀取利益時所利用的職務情況比較復雜,有的是直接利用本人的職務,有的是間接利用,如利用第三者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由于刑法第383條規定“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須以“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必要條件,司法實務中對于利用第三者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正當利益,非法收受或者索要他人財物的行為,能否以受賄罪定罪處罰,有不同的認識。考慮到行為人利用第三者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情形中,存在著利用本部門、本系統中與自己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二者之間存在著管理體制上的隸屬、制約關系,因此,這種利用帶有指揮、命令、下級不敢不從的性質,是國家工作員利用本人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具體表現,《紀要》明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的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并強調,利用本人職權并不局限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責分工,“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二)關于“為他人謀取利益”

根據刑法第385條第1款和第387條第1款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或者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受賄罪,必須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條件。這種利益既可以是正當利益,也可以是不正當利益;既可以是物質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質利益。至于“他人謀取利益”的時間是在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同時還是之前或者之后,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并沒有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情形,對于這種行為是否構成受賄罪的問題,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部門都有爭論。考慮到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在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只要是以謀取利益作為收受財物的交換條件,無論有無實際的謀取利益行為或者所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均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紀要》明確:刑法規定的“為他人謀取利益”應當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換言這,只要國家工作人員明知他人所送財物是希望自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予以收受的,就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受賄。

(三)關于“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刑法第388條關于“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規定,直接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該解答第3條第2項規定:“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權或者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職權’是指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與職務有關’,是指雖然不直接利用職權,但利用了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國家工作人員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職權,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的,應以受賄論處。對于單純利用親友關系,為請托人辦事,從中收受財物的,不應以受賄論處。”1997年修訂刑法時,將“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與“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相聯系,作為國家工作人員斡旋受賄,構成受賄罪的共同條件。為了與刑法第385條第1款的規定進行區分,《紀要》明確了斡旋賄賂構成受賄罪的兩個特點:一是接受請托、索取或者收受財物的國家工作人員與利用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沒有職務上的隸屬、制約關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二是索取或者收受財物的國家工作人員對于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存在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應當是間接的,如果能夠直接影響,則應適用刑法第385條第1款。

(四)關于共同受賄犯罪的認定

根據刑法關于受賄罪的有關規定,受賄罪是職務犯罪,只能由國家工作人員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單獨構成受賄罪,但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可以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共犯而構成受賄罪。認定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應當取決于是否符合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即“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對于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非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并被雙方共同占有的,非國家工作人員當然構成受賄罪的共犯。

由于國家工作人員與其近親屬之間的共同受賄故意通常難以查證,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認定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為受賄犯罪共犯問題,爭議較大、問題較多,《紀要》明確以下的兩種情形可以認定近親屬構成共同受賄犯罪:一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二是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在第一種情形中,近親屬實際上是共同受賄犯罪的幫助犯,即為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創造了必要的便利條件,如為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商議收受賄賂,傳遞信息,溝通關系并收受財物,幫助國家工作人員向行賄人索取賄賂等。在第二種情形中,近親屬則是共同受賄犯罪的教唆犯,主要表現在誘導、勸說、催促甚至威逼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國家工作人員在近親屬的教唆下產生了受賄犯罪的故意,并實施了受賄行為。只要能證明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實施了相應的幫助或者教唆行為,就可以認定雙方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構成共同受賄犯罪。但是,對于近親屬明知他人所送財物系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結果而代為收受,但事前沒有教唆行為,或者明知系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所得而與其共享的,屬于知情不舉,不能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

(五)關于對國家工作人員“借款”行為性質的認定

在審理受賄犯罪案件中,有部分受賄行為是以“借款”的名義存在的,由于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正當借款行為,當然不能以受賄犯罪論處。但在有些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借款”行為實質上是以“借款”為名的受賄行為。在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的借款的情況比較復雜,有的確實是因生活急需而借款,甚至沒有書面借款手續;有的雖有借款的書面手續,但不存在任何正當的借款事由;有的雖在正當、合理的情況下借款,但事后有歸還的能力和條件,卻沒有歸還的行為及意思表示。由于很難對正當借款與以“借款”為名的受賄行為劃定統一的標準,《紀要》只在明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的前提下,對于如何認定以“借款”為名的受賄行為提出了一種工作思路,供審理案件的法官參照把握。

(六)涉及股票受賄案件的認定問題

股票作為有價證券,成為受賄罪的犯罪對象,實踐中不存在分歧。只要行為人收受股票,無論該股票價值的漲跌,均不影響受賄罪的構成。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在于,由于股票的價值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而刑法規定的受賄罪是以收受財物的數額作為定罪處刑的依據,那么收受股票的,如何計算受賄數額。《紀要》根據行為人在收受股票時是否支付股本金明確:(1)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沒有支付股本金,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的,其受賄數額按照收受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計算。(2)行為人支付股本金而購買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無償收受請托人財物,不以受賄罪論處。(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為人僅支付股本金,其“購買”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與股本金的差價部分應認定為受賄。

四、挪用公款犯罪案件中的法律適用問題

(一)關于單位能否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有些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或者人民團體的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違反規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借給個人使用,對于這種行為能否以挪用公款罪對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實踐中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有的不以犯罪論處。為了統一刑法的適用,《紀要》明確:“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因此,對于以單位名義將公款借給個人使用的行為,能否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應當審查認定該行為是否屬于單位行為。對于單位行為,即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由于刑法沒有規定單位挪用公款罪,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既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也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上述行為如果致使單位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瀆職等其他犯罪的,按照刑法的相關規定定罪處罰。

(二)關于挪用公款給其他單位使用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問題

根據刑法第384條的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是構成挪用為公款罪的必要構成要件,不包括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情況,但根據2002年4月28日第九屆全國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對于以下兩種情形應當認定為“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構成犯罪的,應當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一是“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所謂“以個人名義”,不能只看形式,要從實質上把握。對于行為人逃避財務監管,或者與使用人約定以個人名義進行,或者借款、還款都以個人名義進行,將公款給其他單位使用的,應認定為“以個人名義”。二是“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這里的“個人決定”,既包括行為人在職權范圍,也包括超越職權范圍決定。“謀取個人利益”,既包括行為人與使用人事先約定謀取個人利益實際尚未獲取的情況,也包括雖未事先約定但實際已獲取了個人利益的情況。其中的“個人利益”,既包括不正當利益,也包括正當利益的情況。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但這種非財產性利益是指具體的可以用證據證明的利益,如升學、就業等。

(三)關于挪用公款用途的認定問題

根據刑法第384條的規定,挪用公款的用途不同,成立犯罪的條件也不相同,即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賭博、走私等非法活動的,構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數額較大”和挪用時間的限制;將挪用的公款用于集資、購買股票、國債等營利活動的,構成挪用公款罪,須具備“數額較大”這一條件,但不受挪用時間的限制;將挪用的公款用于其他個人目的,構成挪用公款罪,必須同時具備“數額較大”和“超過三個月未還”兩個條件。因此,挪用的公款用途的認定直接涉及罪與非罪。《紀要》明確了司法實踐中的一些常見的、在用途認定上存在的分歧的情形:一是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的,應當根據產生欠款的原因,分別認定屬于挪用公款的何種情形。歸還個人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產生的欠款,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二是挪用公款用于注冊公司、企業的,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三是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實際使用的,構成挪用公款罪,應當同時具備“數額較大”和“超過三個月未還”兩個條件。應當注意的是,為了進行走私等非法活動或者炒股、做生意等營利活動而將挪用公款存入銀行,雖然尚未投入實際使用便案發,不屬于挪而未用,應當根據《最高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的規定,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或者營利活動。

(四)關于挪用公款轉化為貪污罪的問題

1997年刑法取消了198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關于“挪用公款數額較大不退還的,以貪污論”的規定,并明確“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屬于法定的加重處罰條件,但挪用公款行為轉化為貪污行為是客觀存在的。轉化的標志就是行為人在主觀上已由準備以后歸還,不打算永久占有,轉變為永久占有其挪用的公款,不打算歸還。《紀要》根據行為人挪用公款后的客觀行為表現,明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一是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平帳、銷毀有關賬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二是截取單位收不入帳,且沒有歸還行為的;三是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歸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此外,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已規定,“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依照貪污罪定罪處罰,《紀要》明確了此種情況下以貪污罪定罪處罰的數額,即行為人潛逃時攜帶的公款部分。

五、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中的法律適用問題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刑法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要求,也是刑法中惟一一個要求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罪名。即當公訴機關證實被告人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并且差額巨大的,被告人就必須承擔說明該巨額財產合法來源的義務,只要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就構成財產來源不明罪。這里的“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當然包括“行為人拒不說明財產來源”,“行為人無法說明財產的具體來源”,以及“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經司法機關查證并不屬實”等情形。同時,針對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往往編造合法來源的各種理由,或者說明其巨額財來源于貪污、挪用、受賄等非法所得,而又不能得到證實的情況,《紀要》還明確:“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因線索不具體等原因,司法機關無法查實,但能排除存在來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屬于“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此外,《紀要》還明確了“非法所得”的數額計算方法。

六、瀆職罪中的法律適用問題

(一)關于瀆職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的問題

根據刑法規定,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是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犯罪的必要構成條件。雖然重大損失的外延寬泛,很難予以統一,但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應當認定為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通常情況下,認定是否造成了經濟損失比較容易,但對于行為人的瀆職行為致使債權無法實現的,能否認定為行為人的瀆職行為造成了經濟損失,司法實踐中存在分歧。《紀要》明確:“在司法實踐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雖然公共財產作為債權存在,但已無法實現債權的,可以認定為行為人的瀆職行為造成了經濟損失:(1)債務人已經法定程序被宣告破產;(2)債務人潛逃,去向不明;(3)因行為人責任,致使超過訴訟時效;(4 )有證據證明債權無法實現的其他情況。”

(二)關于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問題

刑法第89條第1款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由于行為人實施玩忽職守行為往往與客觀危害后果的最終發生之間具有較長的時間間隔,對于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存在著以行為人實施玩忽職守行為時起計算還是以危害后果發生時起計算的爭議。考慮到:(1)玩忽職守罪是結果犯,以發生刑法所規定的危害結果--“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作為犯罪構成的必要條件。在危害結果發生之前,行為人發現了工作失誤,及時糾正,采取必要的補救措施,或者其他人采取了有效措施,防止了危害結果的發生,或者沒有發生危害結果,都不構成犯罪。只有該玩忽職守行為所導致的客觀危害后果實際發生時,該行為才成為犯罪行為,玩忽職守犯罪才能成立。(2)玩忽職守罪是不作為犯,在客觀上表現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其應盡的職責,在犯罪成立之前即危害結果發生之前,行為人的這種不作為的玩忽職守行為一直處于持續狀態。《紀要》明確:“玩忽職守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當時沒有發生,而是玩忽職守行為之后一定時間發生的,應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換言之,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應從玩忽職守罪成立之日起計算。

(三)關于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根據1979年刑法第187條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應當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而1997年刑法將玩忽職守罪的犯罪主體修改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同時設置了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和徇私舞弊造成破產、虧損罪,以懲處由于國有公司、企業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瀆職行為。但是,簽訂合同失職被騙罪以“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因嚴重不負責任被詐騙”為成罪條件,徇私舞弊造成破產、虧損罪以“徇私舞弊”為成罪條件,因此,在1997年刑法施行后,對于沒有徇私舞弊情節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瀆職行為,不能以犯罪論處。1999年12月2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對1997年刑法第168條規定的“徇私舞弊造成破產、虧損罪”進行了修改,規定對于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以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失職罪或者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追究刑事責任,而國有公司、企業工作人員、徇私舞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僅屬于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失職罪或者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的從重處罰情節。據此,存在著對于1999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實施以前發生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行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為),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司法實踐中存在不同的做法。

一種做法是,區別行為人實施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行為的時間,分別處理。即對于1997年10月1日以后,1999年12月24日以前實施的行為,即使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無論在何時被查獲、處理,均不能以犯罪論處。對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實施的行為,則根據刑法第12條第1款的規定,主要考慮行為時法和處理時的法,哪一部法律對行為人最為有利,同時,還考慮有無由于行為人自身的原因,致使對其最為有利的法律失去效力而不再適用的情形,如果司法機關在1999年12月24日以前獲悉了案件的基本情況,無論是否立案查處(如被害單位曾報案,有關司法機關根據刑法,不認定為犯罪;1999年12月24日以前,偵查機關已立案偵查或者人民法院已受理,但由于行為人逃避偵查或者審判,致使案件沒有處理完畢的,根據刑法第12條第1款的規定,適用1979年刑法或者1999年刑法修正案,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在1999年12月24日以前,司法機關沒有掌握案件的基本情況,行為人雖沒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但也沒有投案自首的,根據刑法第12條第1款的規定,適用 1979年刑法或者1999年刑法修正案,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另一種做法則是統一適用1997年刑法,不以犯罪論處。

為了統一刑法的適用,《紀要》根據刑法第12條1款確定的法律適用原則,以及便于司法實務操作,明確:“對于1999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實施以前的發生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行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為),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責任。

(四)關于瀆職犯罪中“徇私舞弊”的理解與適用問題

刑法分則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罪共有23條,其中13條文明確將“徇私舞弊”行為瀆職犯罪的必要構成要件或者加重處罰情節。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這里的“徇私”,是否包括徇單位、集體之私,存在不同的認識。考慮到“私”的通常含義是指私情、私利,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依照刑法第397條第1款的規定定罪處罰,不影響追究其刑事責任,《紀要》明確:“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應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

附:

最高人民法院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法[2003]167號

一、關于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犯罪的主體

(一)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

刑法中所稱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中隊事公務的人員。

根據有關立法解釋的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末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鄉(鎮)以上中國共產黨機關、人民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司法實踐中也應當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認定

所渭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種多樣,如任命、指派、提名、批準等。不論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認定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如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在國有控股或者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員,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除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外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三)“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認定

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具有兩個特征:一是在特定條件下行使國家管理職能;二是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具體包括:(1)依法履行職責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依法懂行審判職責的人民陪審員;(3)協助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農村和城市基層組織人員;(4)其他由法律授權從事公務的人員。

(四)關于“從事公務”的理解

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國有公司的董事、經理、監事、會計、出納人員等管理、監督國有財產等活動,屬于從事公務。那些不具備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如售貨員、售票員等所從事的工作,一般不認為是公務。

二、關于貪污罪

(一)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認定

貪污罪是一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性職務犯罪,與盜竊、詐騙、搶奪等侵犯財產罪一樣,應當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作為區分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對于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了虛假平帳等貪污行為,但公共財物尚未實際轉移,或者尚未被行為人控制就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貪污未遂:行為人控制公共財物后,是否將財物據為已有,不影響貪污既遂的認定。

(二)“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是指因承包、租賃、臨時聘用等管理、經營國有財產。

(三)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共同非法占有單位財物行為的認定

對于國家工作人員與他人勾結,共同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定罪處罰。對于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有的,應當盡量區分主從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司法實踐中,如果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當,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可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四)共同貪污犯罪中“個人貪污數額”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個人貪污數額”,在共同貪污犯罪案件中應理解為個人所參與或者組織、指揮共同貪污的數額,不能只按個人實際分得的贓款數額來認定。對共同貪污犯罪中的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貪污的數額確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三、關于受賄罪

(一)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下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

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三)“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

(四)離職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行為的處理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規定的精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五)共同受賄犯罪的認定

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六)以借款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行為的認定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具體認定時,不能僅僅看是否有書面借款手續,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綜合判定:(1)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項的去向;(3)雙方平時關系如何、有無經濟往來;(4)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6)是否有歸還的能力;(7)未歸還的原因;等等。

(七)涉及股票受賄案件的認定

在辦理涉及股票的受賄案件時,應當注意:(1)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沒有支付股本金,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的,其受賄數額按照收受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計算。(2)行為人支付股本金而購買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無償收受請托人財物,不以受賄罪論處。(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為人僅支付股本金,其“購買”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與股本金的差價部分應認定為受賄。

四、關于挪用公款罪

(一)單位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行為的認定

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上述行為致使單位遭受重大損失,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對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二)挪用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行為的認定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的規定,“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認定是否屬于“以個人名義”,不能只看形式,要從實質上把握。對于行為人逃避財務監管,或者與使用人約定以個人名義進行,或者借款、還款都以個人名義進行,將公款給其他單位使用的,應認定為“以個人名義”。“個人決定”既包括行為人在職權范圍內決定,也包括超越職權范圍決定。“謀取個人利益”,既包括行為人與使用人事先約定謀取個人利益實際尚未獲取的情況,也包括雖未事先約定但實際已獲取了個人利益的情況、其中的“個人利益”,既包括不正當利益,也包括正當利益;既包括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但這種非財產性利益應當是具體的實際利益,如升學、就業等:

(三)國有單位領導向其主管的具有法人資格的下級單位借公款歸個人使用的認定

國有單位領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指令具有法人資格的下級單位將公款供個人使用的,屬于挪用公款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

(四)挪用有價證券、金融憑證用于質押行為性質的認定

挪用金融憑證、有價證券用于質押,使公款處于風險之中,與挪用公款為他人提供擔保沒有實質的區別.符合刑法關于挪用公款罪規定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挪用公款數額以實際或者可能承擔的風險數額認定。

(五)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行為性質的認定

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的,應當根據產生欠款的原因分別認定屬于挪用公款的何種情形。歸還個人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產生的欠款,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

(六)挪用公款用于注冊公司、企業行為性質的認定

申報注冊資本是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作準備,屬于成立公司、企業進行營利活動的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歸個人用于公司、企業注冊資本驗資證明的,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

(七)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實際使用的行為性質的認定

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實際使用的,只要同時具備“數額較大”和“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構成要件,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罪,但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八)挪用公款轉化為貪污的認定

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轉化為貪污,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具體判斷和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

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的規定行為人“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對其攜帶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2.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帳、銷毀有關帳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難以在單位財務帳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3.行為人截取單位收入不入帳,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難以在單位財務帳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4.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歸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五、關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一)行為人不能說明巨額財產來源合法的認定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不能說明”,包括以下情況:(1)行為人拒不說明財產來源;(2)行為人無法說明財產的具體來源;(3)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經司法機關查證并不屬實;(4)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因線索不具體等原因,司法機關無法查實,但能排除存在來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二)“非法所得”的數額計算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的“非法所得”,一般是指行為人的全部財產與能夠認定的所有支出的總和減去能夠證實的有真實來源的所得。在具體計算時,應注意以下問題:(1)應把國家工作人員個人財產和與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的財產、支㈩等一并計算,而且一并減去他們所有的合法收入以及確屬與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個人的非法收入;(2)行為人所有的財產包括房產、家具、生活用品、學習用品及股票、債券、存款等動產和不動產;行為人的支出包括合法支出和不合法的支出,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學習費用、罰款及向他人行賄的財物等;行為人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資、獎金、稿酬、繼承等法律和政策允許的各種收入;(3)為了便于計算犯罪數額,對于行為人的財產和合法收入,一般可以從行為人有比較確定的收入和財產時開始計算。

六、關于瀆職罪

(一)瀆職犯罪行為造成的公共財產重大損失的認定

根據刑法規定,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構成要件的。其中,公共財產的重大損失,通常是指瀆職行為已經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在司法實踐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雖然公共財產作為債權存在,但已無法實現債權的,可以認定為行為人的瀆職行為造成了經濟損失:(1)債務人已經法定程序被宣告破產;(2)債務人潛逃,去向不明;(3)因行為人責任,致使超過訴訟時效;(4)有證據證明債權無法實現的其他情況。

(二)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

玩忽職守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當時沒有發生,而是玩忽職守行為之后一定時間發生的,應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

(三)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犯罪的法律適用

對于1999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實施以前發生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行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為),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責任。

(四)關于“徇私”的理解

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應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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